（转载）傅佩荣忆大学经历:翻译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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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西方的文化，不得不经过翻译这一关。我很幸运，在大学阶段就有自我训练的机会。我在辅仁大学念到三年级暑假前，系主任找我去谈，问我有没有兴趣翻译一本介绍西方宗教哲学的书。当时他答应给的稿费是每千字台币100元，整本书译完可得1万元。在1971年那可是一笔大数目，我想不妨试试。



　　于是，整个暑假我足不出户，每天翻译十小时左右。我的做法很原始，就是把一句英文写在白纸上，分析主词、动词、受词，主要子句、次要子句，然后推敲如何以清楚的中文来表达，务必不要错过原文的任何一个字的意思。如此，第一章译完就花了将近一个月，后面越来越顺手，在暑假结束时，正好大功告成。

　　想不到我就这样为自己的英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此我的阅读没有太大的问题，后来又陆续译了三本书才离台念书，其中有一本是《西洋哲学史(一)》，介绍希腊与罗马时期的哲学。我在耶鲁大学念博士时，老师们对于我的哲学史知识，尤其是古代那一段，都表示惊讶与肯定。这些全是翻译之功。

　　念书贵在理解，而理解的检验则是用自己的话重说一遍。我学习西方哲学，如果没有经过翻译这一关，那么连把原文的意思说清楚都不容易，更不必谈“用自己的话”去再作引申了。念书在精不在多，我在40岁以前只要看到好的英文文章，就忍不住要将它译为中文，或者至少要写篇中文来介绍它。不知不觉中，我的译文超过200万字，而我的文笔也磨练得差不多了。

　　我原本羡慕梁启超先生说的 “笔锋常带感情”，但是很快就发现自己缺少那种文学的才华，于是我改而期许自己“笔锋不带感情”，要尽量以“说理”见长。哲学原是讲道理的学问，若有感情反而容易陷于主观。我翻译的西方哲学作品，本身即是说理的好文章，由此也训练了我的说理习惯，在说话与写作上皆是如此。

　　自己受益的，常愿与人分享。我在教学初期，两度开过“哲学翻译”的课，让学生们试着译一段哲学文字，结果呢？学生们都说：本来以为自己看懂了，译完之后一念译文才发现“不知所云”，这才承认自己一知半解。学习西方文化，若是没有经过这样的觉悟，没有尝试用中文说出自己的理解而备觉困难，那是很难有真正的心得的。

　　学习翻译的秘诀是“攻坚”，就是专门对付困难的句子。困难的句子有如坚固的城堡，想尽办法去理解并且用中文说清楚之后，收获自然很大。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一书的结语部分，特别提醒我们：因为困难，所以值得一试。只要通过这样的考验，学习西方文化就不成问题了。

　　那么，我早期所译的那本书下场如何？我在大四开学之后，将译稿交给系主任，等着领取稿费。结果系主任告诉我，说他搞错了，把同一本书交给两个人译。另一人是教授，所以他无法付我全部稿费，只能付我二千元以示补偿。我是大学生，没有什么好抗议的，只好另外想法子出版这本译稿。我对这位系主任依然心怀感激，因为他给了我学会英文的最好机会。这种机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自己付钱也不见得能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