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

陆小凤

中国在“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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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博研联盟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为什么毛周争取到的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我们丢掉了？为什么以前造出大飞机，现在不行了。为什么80年代以前中国那么贫穷？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人才过剩吗？一切因为这0.6%，GDP成份论。
    单纯比较GDP多少是没有意义的。做1亿条裤子和造1架飞机的GDP是一样的。但是造飞机的是富国，做裤子是穷国。就是造100亿条裤子也比不上1架飞机。国家的穷富不是看GDP的多少，而是看GDP的成分。要论GDP，大清国是小日本的4倍，但是大清国的GDP是茶叶、瓷器和裤子，日本的GDP是大炮轮船。甲午战争，日本的大炮GDP一下就把大清国的裤子GDP打回原形。
    所以要看看清楚，这GDP是做裤子呢还是造飞机。如果是做裤子，不管你多有钱，你永远是个穷国。如果GDP是造飞机的，那么也许你现在很穷，但是你很快就富了。 二战刚结束，日本被美国炸平了，一无所有，还得赔钱，GDP是负数。那时候日本穷得很，物资缺乏，搞配给制，发肥皂票什么的。但是日本会造飞机。所以“改革”了20几年，很快就富了。  
    解放后，领导层认准了造飞机的路子，脱了裤子当当，派1万8千多留学生去苏联东欧留学，学习造飞机，所以国家很穷。不过到1980年，中国终于会造100多吨的大飞机，比日本的还大。如果继续发展造飞机，像战后日本一样，很快也会富，但是中国放弃了飞机，选择墨西哥、阿根廷那些拉美国家的路子，给美国人做裤子。而且铁了心做裤子，科技投入从改革前的1.3%急剧下降到0.6%。  
    我国的科技投入在0.6%的水平上一直徘徊了20年。可以说一心一意做裤子。结果韩国在这20年突飞猛进，科技超越了我国。而我国眼见要陷入拉美化的深渊，工人们工资低，大学生没工作。为什么大学生都找不着工作，因为国家不做飞机，做裤子。造飞机才要大学生，做裤子只要小学生就够了。
    很多人说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因为素质差没有竞争力。其实不然。如果我国不造火箭，钱学森也没有竞争力。反之，我国造原子弹的时候，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没经验，一边干一边
学，都成人才。大学生的需求量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在一个“打工换外汇”、“市场换技术”理论盛行的国家里，大学生过剩是必然结果。
    1980年我们可以造100多吨的喷气客机。改革开放后，因科研经费压缩（1.3%到.6%），飞机下马。造飞机引擎的厂改产，飞机研究所也不新招大学生了，人员流失，从1000多人到了200多人，出国者有之，下岗者有之，只剩下动不了的老头老太。25年过去，我们再也造不出那么大的飞机，我们就会做裤子，全世界都是中国造的裤子。
    飞机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几乎所有工业门类，诸如冶金、玻璃、橡胶、电子、仪器仪表等等。会造大飞机，说明我国的工业体系已经完成。而这一切，都是在“闭关自守”、“动荡不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情况下完成的。设计者是“知识分子被迫害”，制造者“工人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可是从设计到制造只花了10年时间。真是怪呀。  
  能够制造100吨以上大飞机的只有4个半国家：美、俄、英、法。中国以前会，现在不会，算半个。刚好是联合国五大常。可见只会做裤子是当不了常任理事国的。运十飞机是周总理亲自建议上马的项目，总设计师是马凤山，40岁，算是年轻人。1970年8月，批准立项，所以代号为708工程。
  1975年6月，完成全部设计图纸。  
  1976年9月，制出了供静力试验用的飞机。  
  1980年9月，由机长王金大驾机首飞成功。  
  1984年1月，运十飞机从成都飞拉萨成功。  
  1986年，因3000万油费无法筹集，运十停飞。此后国家开始花费巨亿资金，大规模引进麦道飞机、波音飞机。1990年总设计师马凤山郁郁而终，年仅61岁。不知道马先生逝世时，是否会想起那个火红的不可思议的激情岁月。“科技的春天”，“尊重人才”。呜呼。不禁让人潸然泪下。  
  这是运10总设计师马凤山先生在运10飞机前的留影。照片中马先生身着“土气”的中山装。很多人抨击那个时代带给照片中马先生的清贫，却忽略了他身后大飞机的辉煌。现在知识分子西服裤子无疑精致很多，但是身后的大飞机却没有了。钱投在飞机上，裤子自然土一点；钱投在裤子上，飞机却没有了。回顾近20年我国的科技发展，不由让人深思，这0.6%，是给知识分子买裤子好，还是让知识分子去造飞机好。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科教兴国”、“尊重人才”。
到70代中期，我国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完成。那个时候，中国的科技全面开花，卫星、火箭、高产水稻、大飞机。70年代我们开始输出机车、战斗机和高产水稻。坚持科技投入，我国的工业产品会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好。加上当时我国和非洲拉美的良好关系。接下来，按照计划，中国援建的铁路和火车源源不断地运来非洲拉美的资源，再把中国的工业制成品源源不断地销往非洲拉美。
  一个国家现代化所需的三个经济条件，工业生产、原料产地和倾销市场，此时都已经具备。可以说当时虽然物质生活不丰富，但是科技、文化处于一个大爆炸的前夜，非常类似于二战刚刚结束时后的日本。日本战后用30年时间建成经济强国，而75年周总理也提出要用25年时间，也就是在20世纪末完成四个现代化。可惜，毛周一去，继任者就放弃了这种路线。科研经费剧减一半，从1.3%降到0.65%，科研平台放弃，科研队伍解散。
    设想一下，如果改革开放后，坚持毛周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科研平台不放弃，75年周总理提出的在20世纪末完成四个现代化绝对不是不可完成，至少我们会多很多有竞争力的产业。看一下毛周时代的工业遗产，航天坚持自主，结果现在接近世界水平；反之航空和美国合作，结果航空工业灰飞烟灭。卡车坚持外援为辅，现在中国卡车竞争力超强；反之轿车搞外援为主，结果沦为生产车间，连小小韩国都不如。轮船搞外援为辅，结果现在竞争力紧逼日韩。
  科技和工业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文革结束，虽然我们有点穷，但是科技发展的不错，就像一个成长期的少年，有点面黄肌瘦，但是骨骼发育很好，需要的是加强一点营养。欧美经
济黄金时期，各国的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最高比例在1.5%至2.6%之间。中国1950－1979的最高年份是2.32%，，平均1.28%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应该在科技上加大投入，加上0.6%，变成2.0%。可惜，我们选择的是减去0.6%。
    呜呼，加上这0.6%，我们就是走一条工业化的GDP道路。减去这0.6%，我们就是走一条去工业化的GDP道路。中国，就是被这0.6%打断了发展的脊梁。80年代90年代我国的科技投入一直在0.6%徘徊。由于连年投入不足，我国科技最高奖国家技术发明奖98年以后连续6年空缺，科技界到了青黄不接的窘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到1999年。因为9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美国轰炸了我国的大使馆。然后江主席说了一句最中听的话，“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同年，江主席主持了两弹一星有功人员的庆功大会。持续了20年的“造船不如买船”的科技政策才开始慢慢扭转。  
  不管什么主义、什么经济，矿产资源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最近汽油涨价，可见资源单靠国内是不够的。毛周去后，总有人抱怨对亚非拉的外交援助太多，其实这和我国放弃四个现代化路线有关。按照周总理的规划，实现工业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源，从美国苏联那儿买资源是不可能的，所以亚非拉这些朋友是非交不可的。再次引用江主席的话，“有些东西是花钱买不来的”。资源也是。苏联在石油管道问题上向我们漫天要价。你说亚非拉这些朋友要不要呢。
  飞机代指科技。很多人举出反例说，科技并不那么重要，法国的的裤子几千美元一条，做裤子也可以博研联盟云云。这是没有说服力的。中国这样的大国，裤子产量太大，一下子生产
成百亿条，全世界每人好几条，价格无论如何是卖不到那么高的。就算是法国，裤子虽然博研联盟，法国总统来中国也是推销空中客车的飞机，而不是几千美元一条的裤子。


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 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扬振宁留在美 国繁华世纾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一个人的高低上下其实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了，这跟他的理想与追求有关。有的人，什么也没得到，但他依然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有的人，荣誉、财富、女人，什么都得到了，但......
　　镜头一：着学生装的杨振宁和邓稼先先后登上轮船来到美利坚留学。  
　　镜头二：西装革履的邓稼先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踏上归国的旅途。
　　镜头三：西装革履，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振宁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镜头四：茫茫戈壁滩上，穿着旧军大衣的邓稼先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实验场（数年后罗布泊蘑菇云升起，整个世界震惊，纷纷猜测中国得到了苏或美专家的帮助，数十年后考可死报告再次坚称中国偷窃W88弹头技术云云）。  
　　镜头五：已是美国公民的杨振宁在中美建交前夕造访中国（做为中美亲善大使名致实归）
　　镜头六：杨振宁因为中国重返联合国在联合国总部痛哭（引起了相当的轰动效果）。  
　　镜头七：杨振宁访问中国，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与了两弹研制（尚不知邓就是负责人），邓稼先只是说了句：你先上飞机吧。
　　镜头八：杨振宁在上海的饯行宴会上（特写：政要满座，山珍海味加茅台酒），突然收到邓稼先的纸条（中国搞原子弹没有外国人帮助），立刻离席到厕所泪流满面（第几次痛哭？）
　　镜头九：大量杨振宁与李政道交恶的新闻报道（特写：时间跨度达四十年）的镜头切换，其中数分钟杨振宁对台湾某传记作家细数当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自己如何将灵感告诉李政道云云。
　　镜头十：戈壁滩上，某次核弹点火后未爆炸，众人面面相嘘，邓稼先说 了句“我是总指挥”，然后只身走进实验场双手捧出哑弹。
　　镜头十一：几年后，北京301医院，邓稼先患癌症全身大出血逝世。又数年，两弹解密，中央始大张旗鼓宣传，邓稼先的名字被世人所知。
　　镜头十二：杨振宁写悼文追念邓稼先，大家恍然：原来两人是校友。
　　镜头十三：应母校多次邀请，杨振宁毅然决定回清华园定居，在保留美籍前提下办理中国绿卡，入住装修一新的带电梯的两层别墅，开始教授本科物理。
　　镜头十四：杨振宁通过亲友向媒体透露要和28岁的翁MM订婚（让我的老 灵魂得到……）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 手把他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 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那封信是一封让杨振宁喜极而泣的信。杨振宁在美国听美国人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他到了国内，很想问邓，但是没有启口。直到上飞机时，他问了：“有没有美国人？”邓迟疑了一下，说：“你先走吧。”邓回家立即请示周总理。周说：“把实情告诉他。”邓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了一封信，送信的人就等在桌边，立即拿了上飞机。到上海赶到给杨振宁的送别宴上，亲手交给他。杨振宁当场打开，一看，立即泪流满面。“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杨立刻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他流泪了。他当年在云南，后来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这是他的祖国。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他的泪水流在中国，中国接受着。
看见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的照片，我感到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另一张照片，是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 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杨振宁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不忠：杨振宁先生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父亲劝说也无效,不肯归国效力。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不孝：加入美国籍，为此事杨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他，是为不孝。 不仁: 在祖国富强时，又在与某名牌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自从回国以来，东走走、西逛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 不义：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的将名字写在李政道的前边,并出书丑化李政道;杜夫人刚刚过世,大一的基础物理刚开课不到半个学期,就一心想着上帝的最后一个礼物...  
想想学位毕业7天,不顾美国阻挠毅然回国的邓稼先,为中国的国防核工业呕心沥血,年仅52虽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去世.想想同道的李政道先生早年毅然回国,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 -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  
  想想刚刚过世的陈省身先生，生活俭朴、出钱出力、培养弟子、呕心沥血，一心祖国科学事业，真泰山北斗。身为科学家，应当规范言行，树学人之楷模； 从一些以往的传记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杨在人品上不及李正道 ，也不及大多数解放初回国的科学家。理由：从年龄上看，李比杨年轻而同 时获奖，可以推知李更有创造力，而杨此后却经常纠缠于论文署名的事情，从中国社会传统可以知道，大概杨年长处于领导地位，而具体的事情大部分由李来完成（很难想象李不干什么事却去抢年长又干许多事的杨的功劳），奥本海默也调和不了。杨在得奖后首先访问了台湾，李同情红色中国，两人渐行渐远。此后中美解冻杨回国见到老同学邓稼先竟然鼓动他到美国，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时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邓稼祥说过，我不会在杨面前透露在干什么，因为杨何等聪明，只要我一说，他就可以推断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程度），周总理热情的请杨回来为祖国效力，竟被他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绝。而李、丁肇中访问大陆后积极为国内引进先进设备，亲自安排人才培训，造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受到杨的反对好像认为太浪费钱）、加速器、阿尔法磁谱仪等世界领先科技，李还积极帮助建立两岸骨髓库； 即使李远哲这个现在认为是亲独分子，78年到大陆访问安排他参观景点，他却说时间紧张先看科研单位，80年代不辞辛苦为大连物理化学所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部分先进的分析仪器。而杨呢，只看到他在到处演讲，唯恐人们不知道他除了第一个华人诺将外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到处与各地官员会面（好像与现今搞“学术政治”的科学家有某种相似），也没听说捐助什么项目，不管是物理的还是人道的，倒是很会节约他自己的钱财，80年代经杨推荐到美国学习的物理苗子，其中有一个居然人格分裂杀了好几个同学，真是“慧眼识英才”。50年代没回来现在回来定居，领取“上帝最后的恩赐”， 名利双收，果然是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佩服佩服。邓稼先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 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 世而去。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 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毅然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最 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june

敬佩那些科学家们！！！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