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改气：政策调整与产业发展的思考

环保窑炉

从＂天然气是中国的主体能源＂到＂宜气、宜电、宜煤、宜热＂，环保政策的调整有多少因素是出于能源多元化发展？有多少因素是供需矛盾下的无奈之举？面对新政天然气行业应该反思。煤改气的大方向没有错，天然气大力发展的路子应满怀信心坚定不移走下去。

政策调整后的几点遐想

随着“以气定改”、“促进天然气协调稳定发展”等政策性文件的相继出台，曾经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煤改气有可能成为昨日黄花（各地不尽一致）。政策的骤然变化使得那些准备在冬季调峰中大展身手的大大小小供应商多少有些惆怅。有记者和学者先后在《南方能源观察》上发表文章《天然气的盛宴或提前结束》、《中国天然气“狂欢夜”下的隐忧》，两文可认为是天然气行业专家的忧虑。在有关政府部门如环保领域发出的则是另一种高八度的音调“煤改气不许‘一刀切’，‘一刀切’行为必须追责，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而去年是“煤改气不漏一户，谁漏户追究谁的责任”“谁烧煤就抓谁”（乡村标语）。一年河东一年河西！有的只是感慨，一是感慨两行业信息不对称。一边是今年给你准备的充足，说好的保供战役咋没有去年“热烈”？一边是你的气荒吓着我了，用电用煤都是选项。还有去年给你当义务推销员，力气使的有点猛，全国人民抱怨都可以理解，唯独你的抱怨不理解。二是感慨那些去年还在“走村串户拆煤炉”的基层干部又该如何把握这变幻莫测的政令？那些雾里看花霾下观景的社会公众又如何分辨这摇曳多姿的时节？

当环保和天然气两个领域虽磕磕绊绊但仍同向而行之时，一位从事电网研究的教授在公众号上发表另一位从事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学者的文章《重霾为何重返京城》，文中认为11月中旬的三天北京重度雾霾燃气电厂燃汽轮机和燃气锅炉是罪魁祸首。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就等于说国家环保政策的基石—煤改气政策彻底错了。环保政策调整加上这些对煤改气的非议，使得那些从前年兴起的不少LNG点供供应商，今年兴起的各种LNG储备投资商面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境地。近而有可能使国家大力加强天然气产供销体系建设的政策蒙上阴影。面对这一切的一切，天然气行业却十分平静沉寂。即使前述两文章也是从供应环境、经济发展，煤改气力度变小的现象去分析，行业中很少有人从环保政策调整的背景和煤改气非议的负面影响去看问题。“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天然气行业不能认为自己是永远的时代宠儿，依然我行我素，麻木不仁。而应对内团结一致和谐发展，对外理正词直晓以大义。

天然气行业应该反思

政策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随时修正或者说适时调整无疑是正确的，政策调整的背景也无疑是去冬今春的气荒所致，以及天然气的经济性问题。基于此点能源行业的人士应反思离开环保政策的高压态势天然气产业的好日子能否持续？如不能持续应该在政策方面做哪些改革？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关心的话题。清洁能源政策和环保政策不是一个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而是一个议题。天然气供需矛盾说到底是简单的几个字的问题“东西不够了”。东西不够了赶快准备就是了，陕西人常说“卖面的不怕吃八碗”，是厨师少了还是面粉不够？厨师少了赶快去招人，面粉不够或是抓紧生产、调配或是从国外进口。就是明年多种小麦也是一种说法，至少是一种安慰。但是能源行业的一些专家学者却趁机变出多少花样：“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价格市场化是落实19大精神解决调峰的手段”，“价格市场化是将有限的资源优化配置，使之节约资源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等等，其背后的用意路人皆知。当然“准备东西”有一个过程这可以理解，但是这个过程不能不设边界条件任由市场化行为发作，导致问题丛生。查阅近两个《天然气发展五年规划》，开采量、消费量约为规划量的60%～70%。如果环保部门说我正是按你的规划产量及消费量来实施煤改气的，能源部门可能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可以不说，但决不能转嫁压力，指责环保部门政策太强硬。环保政策的突然转向正是这几年天然气行业改革不到位，强行推广市场化，且毫无担当精神的后果。

前述曾提到的两位专家对天然气“盛宴”和“狂欢夜”能否持续有些担忧，这是天然气行业理智的思考。天然气行业中还有另一类思维方式，当“以气定改”政策公布后，有一批乐天派仍是豪情满怀。某些油企人士高喊“中央定了，‘宜气’排在第一位”（“宜气”不是今年才定的，前两年还只喊“天然气是主体能源”），“以气定改是中国天然气市场‘定海神针’”（不知前两年强推煤改气使天然气迅猛发展的政策该称什么“针”？）。如果从新政将使煤改气有序发展这点来理解，“定海神针”的说法不为过。但应该知道新政下天然气已不是“独生子女”了，新政将使天然气大规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天然气以后又有可能多了。“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一心想做大做强的行业人士应该醒醒了。

该醒醒的还有那些天然气政策改革理论家，前不久，与某部委能源所一位研究员交谈，研究员说自己在某部门开会时，财政官员说道：“天然气太宝贝了吧，上游开采要补贴，下游应用也要补贴”，很欣赏财政官员这句话，天然气确实太宝贝了。为之烦心的何止财政官员，上至高层下至百姓。寒流来了要操心，油价掉了要操心，政策调整要操心。请问那些改革理论家，如此改革是有利于消费者还是供应者？亦或有利于坚持绿色发展的国家？

煤改气的大方向没有错

因利益关系的冲突、大气污染成因的认识分歧、资源禀赋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天然气的经济性问题，煤改气一直饱受争议。前几年有学者认为煤改气产生的水汽加重了北京的污染。煤改气政策摇摆不定，致使雾霾肆虐，工厂停工、车辆禁行、学校放假的频率越来越高，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这才有了之前强硬的煤改气政策，随之从京津冀刮起的煤改气风暴席卷全国。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主要城市环境治理也初见成效，这张表是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2018年5月的PM2.5和2014年的分析对照：

此表显示煤改气后燃煤对PM2.5的贡献由2014年的22.4%降到2018年的3%，也同时显示煤改气后，移动源（交通工具）污染的贡献占比大幅上升。环保部门公布的2017年全国蓝天数据显示，全国31个省会城市共收获5634个蓝天，比2016年多206天。其中煤改气政策最严厉的京津冀地区蓝天增幅最大，关于这一点北京市民近两年切身感受的空气质量变化是最好的证据。

上述《雾霾为何重返京城》的作者承认未见北京11月14日大气中PM2.5的化学组份，仅从公布数据中发现“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两项指标过于“优良”，推测天然气燃烧烟气处理的脱硝工艺过度使用了氨水造成氨逃逸，逃逸的氨与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在燃烧烟气的水雾中直接合成为颗粒物（硫酸铵和硝酸铵）。这些凭想象力分析的结论应由化学家和气象学家去评价。但是同一作者2015年12月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别分析了 世纪大霾的原因就是它！》值得比照深思，文中十分坚定的认为同年11月底“北京世纪大霾都是小型燃煤采暖炉或锅炉惹的祸”。当时北京的四大燃气热电厂均已投产运行，时隔三年，天差地别的结论让人该相信哪个？作者本次文中还认为北京去冬大气质量显著改善，是因为几乎刮了一个冬天的北风，这句话听了只能一笑了之。再退一步说即使推测正确，用几天的指标否定一个冬季，否定全年煤改气的成果是一叶障目，以点代面。

事实证明治理大气污染煤改气的政策及技术路线没有错，错就错在能源部门对去冬气荒虽有所料，但没有料到增量那么大。并在不当的时间采取了不当的应对策略，如初冬采用上市交易解决调峰缺口。如运行机制，没有中断那些非居民用气大户。但以后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三大油企通力合作，主管部门有效管理，事态并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回顾这个过程可以认为是前进中的错误，以这个缺陷否定煤改气的成果未免有失公允。至于执法中的不人性化是应该反省的，但以此否定基层干部的功劳更是错上加错。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关系复杂法制观念淡薄的社会，一旦社会运转的边界条件不清晰，必将难以为继。在天然气经济性差又随时面临中断风险的现实下，不强硬执法谁主动改？不“一刀切”，“第一刀”先切谁？既然称之为“能源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全社会应当感激那些为煤改气头顶压力耳闻骂声的基层干部，应还他们一个公道，现在的有些指责是情绪的发泄。

“宜气、宜电、宜煤、宜热”，能源多元化发展的政策是合适的，但不能只从字面理解，一一分析就知个中缘由。关于“宜电”，改电的成本大约是改气成本的2～3倍，电费支出约是气费支出的1.3倍。电热效率差，舒适度差，用电采暖的居民已有定论。关于“宜热”，地热技术尚未成熟，高温开采成本大，热源衰减较快。陕西一些用地热做采暖的小区，现在又用天然气锅炉作为辅助热源。至于其它余热的利用，其资源十分有限。关于“宜煤”无需争辩，散煤燃烧烟气处理难，清洁煤技术推广难。“宜煤”是“三宜”都不宜的现实下的被迫措施，等于说你这儿暂时不用改了。所以从中国目前的清洁能源供应状况和实际使用效率来看，“四宜”宜来宜去还是天然气最宜，这至少是现实情况下的过渡措施。“四宜”的表面是因地制宜能源多元化，但背后是无奈与心酸。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煤改气”回不去了！否则难以向那些主动的被动的已改企业交待，难以向渴望蓝天向往美好生活的社会公众交待。煤改气政策还得适度强硬并有序安排，否则家家有借口“宜煤”，人人都想当最后一个改气户，中国的环境治理不可能无期限拖延。

天然气发展二次腾飞的机遇

以2023年为计算节点天然气发展的空间有多大（选择这个节点是因5年之内LNG接收站将大量投产）？可以这样说，煤改气、油改气的盘子有多大天然气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中国散煤治理调研报告（2017）》（清华大学、国研中心等）指出“初步估算全国每年散煤消费量在7.5亿吨左右，民用散煤、工业小窑炉，工业小锅炉三分天下”。7.5亿吨煤折合天然气6000亿方，估计近年已改10%，还有5400亿方的增量。如果10年改完每年平均新增量540亿方（10年改完的节奏不应认为太快），2023年共新增2700亿方，这是煤改气；油改气主要是指使用柴油的重型货车和货运船舶，全国现有LNG重型货车25万辆，如果每年平均新增6万辆，到2023年LNG重型货车共约55万辆，年用气量约为600亿方；全国内河约有水上运行船舶14.49万艘（目前约有LNG动力船300余艘），如果到2023年约有15%改燃LNG，则约有2.3万艘，年船舶用气约30亿方，以上车船合计2023年年用气量630亿方。
根据上述估计，煤改气和油改气到2023年新增天然气用量3330亿方。这意味着从2019年到2023年5年内每年平均新增用气量666亿方。这个粗估的数字虽然惊人，但并非凭空臆想。它基于两个事实，一是沿海LNG接收站的建设，沿海现有建成接收站20座，正建20座，还有20余座正在申请办理手续，预计5年内全部建成。到2023年约有60座接收站运行，已建接收站普遍增容扩建。每座按年400万吨接收量估计，共计2.4亿吨，折合气态3360亿方。届时国内开采量和管输进口量达到2800亿方，共计供量为6160亿方。消费量在今年的约2700亿方加上新增用量为6030亿方，中国天然气基本达到供大于需。二是严峻的环境形势使得煤改气想走回头路都难，供量增大缺口填平后“四宜”这个权宜之策还得调整回去。

30年前鄂尔多斯盆地发现天然气，从此拉开中国天然气第一次大规模利用的序幕。今天在治理环境绿色发展的基本国策要求下，开采量和引进量的不断增大，调峰储气设施的快速建设，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中国天然气二次腾飞的机遇已来临。“天降大任斯人焉，苦其心志若等闲”，这个“心志”就是勇于担当的精神，热爱人民的情怀，包容天下的胸襟。

“需求响应法则”是解决气荒的有力手段

气荒荒在冬季供热上，去冬今春的气荒只是由一部分采暖锅炉和壁挂炉引起，这部分估计约占冬季供热的五分之二，就是说还有五分之三的供热仍用煤作燃料。西北和华北城市的集中供热除北京外几乎全为燃煤电厂和燃煤锅炉。以西安为例，冬季日供量约是夏季的7倍左右，极端日期约是10倍左右。这还不包括承担西安市内主要供热的三大煤热电厂（当时建设时在郊区，现在已在人口稠密区）及尚未改造的6家燃煤供热站。上游管网不可能按此量配置和设计，也就是说气荒是天然气行业永远的伤痛。

冬季气荒时缺口巨大（只有几个月时间，甚至有“暖冬”的可能），夏秋季并非如此，夏秋两季应该说是供大于销。在以后沿海LNG接收站建成，国内开采量引进量增加时这个问题尤为严重。LNG接收站绝不甘于只为冬季调峰当备胎，日常经营势必要分一杯羹。如果继续“四宜”或价格过高，中国天然气非冬季时节供大于求的局面可能在2～3年后出现。

2017年冬季，笔者用公众号发表关于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两篇议论，两文均提到用气高峰时必须“有序中断”，至今仍坚持此观点。但今天所说的中断不是上游惯用的“说断就断，断了白断”的不公平行为。

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为解决电力调峰而推行的“需求响应法则”值得我们借鉴。即在用电高峰时，电力用户可中断自己用电，贡献出合同约定的固有电量，这个“固有电量”如同调峰电厂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峰资源。它使电力公司节约调峰电厂的建设资金和各种运行成本，且无生产过程中的排污，随时随地简单方便供应，保障了电网的稳定运行。但用户的“固有电量”这一调峰资源，电力公司必须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为此FERC在2011年发布745条例。但是美国电力协会（EPSA）不认账，自2014年5月至2016年1月，双方多次对簿公堂，直至联邦最高法院终审判决FERC胜诉。需求响应法则在美国电力供应中得以实施，我们是否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天然气化工、天然气发电和工业用气三大用户，2017年用气量约为1450亿方，在非高峰时期起到了“填谷”作用，有利于供方的均衡发展。在高峰时中断用气，贡献出自己的用气量起到了“消峰”作用，保障了用气安全。这些用户中断用气期间有一定的运行成本如人员工资、银行利息、设备折旧、基本电费等开支等，所以供方应该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些补偿可由高峰时的上涨价格中支出，供方不能“谷”时赚钱，“峰”时也赚钱，全年平均盈利即可，持续平稳发展对供方也有利。供方要有契约精神，不能“说断就断，断了白断”，合作共赢才是发展之道。如果每年三大用户用气量的五分之一约300亿方参与调峰中断，全国的气荒基本解决。去冬上下游互指对方将气卖给价高的非居用户，价格理顺后虽不存在此类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供需矛盾。有了这个措施每年冬季政府、行业、消费者才能基本做到安之若素，处之泰然。

身为野老本无责，路闻鹤唳终动心。洋洋洒洒写下这几千个文字，只因对环保政策调整和行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所感想。但请朋友们相信民间力量、市场调节机制也从另一侧面推动着政策的改革，长风破浪会有时，明天一定更美好。